一个摄影记者和一户人家的70年

　　一个摄影记者和一户人家的7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衣服补丁摞补丁的叶根土(后右一)一家的合影。后左一为叶根土的妻子高阿二，前左为女儿叶桂凤，前右为大儿子叶兴富，怀抱者为二儿子叶兴友。 徐永辉摄于1950年

　　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看到这组照片和报道后，立即拟定了标题《一户人家十年间》，并写了一首长诗一起发表。诗的最后一段写道：“叶根土，叶根土，从前是，无土扎根枝叶枯；如今是，根深叶茂承雨露。中国农民五亿多，哪个不像叶根土！一张照片十年间，主人不识旧容颜；再过十年看今天，人人难辨旧河山！”图为1959年国庆节前夕拍摄的全家福。 徐永辉摄于1959年

　　叶桂凤出嫁时，叶根土把“传家宝”交给桂凤，带到婆家去。 徐永辉摄于1962年

　　1978年1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发表，亿万人民欢欣鼓舞。结婚前夕，兴友拿着公报去找冬青商议共建小家，我为他们拍下这张颇具意义的“同心照”。 徐永辉摄于1978年

叶兴富一家四口 徐永辉摄于1984年

　　杨希晨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考上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她是叶根土后代中的首位研究生。84岁的徐永辉赶到现场，拍下了这个圆梦的瞬间。 徐永辉摄于2013年

　　2019年元宵节前夕，90岁的徐永辉(左二)来到黄岩凉棚岭村看望叶兴法一家，叶兴法夫妇同徐永辉热情握手。 浙江日报记者 邵全海/摄

　　人与人的相遇，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在浙江日报社当摄影记者，第一次被批准单独下乡采访，就在嘉兴七星乡遇见农民叶根土一家5口，从此，他们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1950年、1959年、1990年、2008年、2019年……70年的岁月里，我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家四代人的生活。如今，我再次翻阅这些照片，呈现在我眼前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早已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他们善良、勤劳、质朴、踏实，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一番新的天地。

　　他们都是普通人，平凡如你我。而记者这份职业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我们用手中的纸笔和相机记录下这个时代的一人一事一物，其实也正在记录着历史。

　　10年、30年、50年……70年，两万多个日日夜夜，我和相机里的他们一起日渐老去，而相机外的这片土地却越来越显得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我已经90岁了，再次踏上旅途，第一次去嘉兴的场景却像是发生在昨天。

　　(一)初见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95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被这一阵熟悉的歌声吸引着走进嘉兴七星乡。

　　对这里，我一点都不陌生。两年前，我坐着火车去杭州参加革命，在这里遇到了国民党空袭，趴在火车底下才幸免于难。现在，我是一名光荣的党报工作者，去农村采访解放后的新变化，还带上了全报社唯一一台蔡司牌的照相机——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由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亲手交到报社总编手里。

　　循着歌声望去，两个孩子正在晒场上蹦蹦跳跳地唱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蒙上一圈柔和的光影，这场景让我欣喜，让我振奋，我不禁也在心里与他们同声而唱。

　　记者的本能，让我举起了手中的相机。可当我越走越近，心却一下子沉重起来——两个孩子都面有菜色，身上穿的更是破布旧絮拼合成的衣服，腰间还扎着一根稻草绳——为了防止这些烂布头一块一块掉下来。

　　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吗？他们的新生活还没有开始吗？

　　不是，绝不是这样的！旧社会留给百姓的苦难，肯定不会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完全消除。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必定能够告别贫困，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想到这里，我又一次调好光圈。可小一些的那个孩子，却在此时看到了我手中的这个“怪家伙”，哭着往家里跑去。听到哭声，他们的爸妈从屋里走出来，女的看见陌生人有些害怕，男的却满面笑容：“解放同志做啥？”

　　这是我和叶根土的第一句对话，没想到，从此我成了根土家叫了一辈子的“解放同志”。

　　“我想给孩子们拍个照片！”

　　“他们好福气啊！我活到现在，还没有拍过照片！”

　　“那就一起，我给你们拍一张‘全家福’！”

　　“咔嚓”一声，历史定格在了这一刻。照片上，一家五口衣衫褴褛，可对未来的期盼，却都写在了憨厚的笑容里。

　　交谈中我得知，叶根土解放前是个雇农，多年前与孤女高阿二结为患难夫妻，如今已经养育了3个孩子：大一点的女孩叫桂凤，哭着回家找爸妈的是大儿子兴富，还抱在根土手里的，则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二儿子兴友。

　　上世纪50年代初，劳动与奋斗是社会的主旋律，激昂的劳动号子仿佛一整天都在耳边回绕，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4年后的一天，读着报纸上各地丰收的消息，我突然又开始思念根土一家：不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孩子们穿上新衣服了吗？

　　说走就走。第二天，我又辗转赶到了嘉兴，可来到那个熟悉的晒场，根土家却已经人去屋空。到乡里一打听，叶家早已搬走了，不知去向。此后几年，我又多次到七星乡打听，终于在第5次去时碰上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根土是从小逃荒讨饭来到这里的，解放后连续三年丰收，他积了一点车费，带领全家回原籍台州黄岩凉棚岭和老母亲团聚去了。

　　从此，黄岩成了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地方。每次去当地采访，我都要拿着当年的那张“全家福”打听根土的下落。

　　1959年，终于有人把我带到了凉棚岭，带到了根土家门前。

　　变了！一切都变了！

　　不过是9年时光，生活的变迁却让人恍若隔世。眼前的根土意气风发，妻子高阿二已经没有了之前病恹恹的模样，“解放同志，我现在是队里的积极分子，晴天下田，雨天做木匠，最近，还打了入党申请报告。”

　　听着根土细数这几年的生活，看着叶家清爽干净的小院，我一下子激动得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唯有再次举起手中的相机，“我再给你们拍一张全家福吧！”

　　(二)成家

　　“我的大女儿桂凤要结婚了，盼解放同志来参加婚礼。”

　　1962年国庆节前几天，我收到根土的来信，立刻去汽车站买好车票。可参加婚礼总不能空手去，我送什么呢？笔记本里夹着的照片，给了我灵感。

　　婚礼当天一早，我就到了根土家，眼前，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房间中央挂着毛主席像，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写：“听毛主席话句句金玉良言，跟共产党走条条康庄大道”，对联旁边还贴着两个耀眼的大红“喜”字。

　　“我没什么好东西送给桂凤，就把这几张‘全家福’洗出来，放在镜框里带来了，让桂凤在婆家也能常看看，也能忆苦思甜！”一见到根土，我就小心翼翼从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拿出了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花镜框。这一份有些“重量”的贺礼，是我的一片心意，更是我对桂凤、对根土一家的美好祝愿。根土笑着收下了，却只是放进了柜子里。

　　吃过中饭，新郎要带着新娘回去了。

　　“根土，新娘子的花轿呢？”

　　“我们桂凤要带头破旧立新，不坐花轿！”

　　“那嫁妆呢？”

　　看我满脸疑惑，根土笑盈盈地捧着我送的镜框走上来。

　　“桂凤啊，吃了好饭，不要忘了过去。12年前，我们住在嘉兴的时候，解放同志给我们拍过一张照片；3年前，又来黄岩拍了全家的照片，两次拍照，照下了我们一家这些年来的大变化。今天，我本来没给你准备嫁妆，现在我把这照片当作陪嫁的‘传家宝’给你带到婆家去，将来可以对照对照，有了孩子以后，也可以给他们讲讲我们的过去。”说着，他把镜框当众交给了这对新婚夫妇。

　　没想到，我的根土兄弟这么有觉悟！我赶紧举起相机拍下这一幕。更没想到的是，因为这场婚礼，根土还成了我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带头人。《陪嫁的“传家宝”》这组照片，不仅上过报纸，作了年画，后来还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集了去，作为翻身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婚事新办的历史资料珍藏了起来。

　　我的夫人至今记得回来之后我给她发的“宏愿”：“我要分别把照片中的5个人作为摄影对象，每5年写一篇图文结合的专题文章，花30年时间把这户人家5个人报道完成。”

　　那时候，不管是我还是她，都不曾想到，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会打乱我的计划。

　　1978年12月下旬，当我再一次来到凉棚岭的时候，叶根土已经去世4年多了。

　　彼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之江大地处处翻涌着改革的激情。凉棚岭，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兴友到对象那里去了！”我一进门，高阿二就冲我说起了悄悄话。眼下，阿二除了知道姑娘高冬青是隔壁临古乡的，其他一概不知，“要不，‘解放同志’帮我去看看？”

　　我问清临古乡的方向，踏上自行车就出发了。赶到姑娘家的时候，兴友手上正拿着刊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

　　看到有陌生人进来，冬青姑娘有些害羞。兴友倒是直率：“我们认识一年多了，今天我拿着富民政策，找她商量共建小家庭。”

　　多么质朴，又多么充满希望。经历了寒冬，我们国家、我们每个普通的老百姓，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

　　看着眼前这一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来，拿着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报纸，我给你们拍一张‘同心照’！”

　　兴友和冬青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第二年国庆节，已是生产队长的兴友写信邀请我到他的新家做客，我欣然前往。

　　家门口的一副对联又吸引了我的注意。

　　“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艰苦奋斗继承革命传统。”看我驻足，兴友也停步。

　　“这是我们结婚时候贴上去的，父亲生前经常对我说，旧社会30年，他老人家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好衣服。解放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不能忘了艰苦奋斗四个字……”

　　话没有说完，传来一阵笑声，一群青年有说有笑地拥过来。我见其中一个叫云飞的女社员讲话十分爽朗，就随口问： “兴友媳妇怎么样？”

　　“好极了！嫁到这里以后，就忙着下田种地、养猪，还做花边，样样都干得出色。最近她还出席了黄岩县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

　　几个男社员听到女社员夸冬青，就七嘴八舌争着说：“兴友也不差，种田出大力。今年还和我们一起种了一批橘子树。”

　　见到这番情景，喜悦涌上我的心头：随着改革开放打开闭塞的大门，根土一家也和浙江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感受着精彩的世界，他们抓住一切机遇，拼搏着，努力着，发展着。

　　(三)造梦

　　那以后，一年中总有个三四次，我会到嘉兴和黄岩去转转，看看他们的变化；他们呢，只要来杭州，肯定会约我见上一面；家里有了什么大事喜事，也总在第一时间和我分享。

　　1984年5月，我接受兴富的邀请，专程到嘉兴做客。10年前，他从部队复员转业，就留在了当地发展，此时已是嘉兴市运河农场职工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经营着500多亩田地。说来也巧，这正是他出生的地方。

　　轮船一靠岸，就见兴富全家已经在码头上等候了。两个穿着新颖、天真活泼的孩子，还没等我打招呼，就在兴富的指点下，蹦蹦跳跳地上前，“外公、外公”叫个不停。

　　走进兴富的家门，宽敞整齐的住房内，摆放着入时的家具：自行车、缝纫机……凡一般工人家庭有的，这里也基本齐全。

　　“兴富啊，解放前，你的母亲老叹气，说给你取了这个名字，既不兴，也不富。现在，你是真的富起来咯！”

　　“我们总算赶上了好年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兴旺，农家富起来了。我这劳动力少的四口之家，两人纯收入就有1500元。那些劳动力多的，收入就更多了。”兴富兴致勃勃地介绍着，边上的妻子王凤珠则满脸爱怜地看着跑进跑出的两个孩子，“现在的孩子可享福了，穿要好的，吃要时鲜的！”

　　兴富带我在农场各处走，我们一边叙旧，一边畅想着未来：“我们要学技术，要拓市场，种出产量最高的粮食，卖到全国最远的地方！”

　　“我也要学本领，学技术，做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身边的胜忠也不甘落后，跟着爸爸大喊出自己的“雄心壮志”。童言无忌，天真烂漫的孩子，逗得我们都笑了。

　　没想到，胜忠还真没有食言。

　　1992年秋天，刚过20岁的叶胜忠就跨进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大门，当了一名普通的三班倒造纸工人，又很快成了一名青年岗位能手。

　　2004年初夏，兴富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胜忠的婚礼。

　　“来，我一定来！再给胜忠也送个‘传家宝’！”电话这头，我爽快地答应了。

　　6月26日晚上6时半，胜忠的婚礼开始了。

　　摆了十多桌婚宴的大厅贴着不少“喜”字，每张桌上还都摆了简单却大气的鲜花，舒缓的婚礼进行曲中，新郎新娘穿着西服婚纱缓缓走来。

　　“大家要吃好喝好，要把桌上的菜都‘消灭’掉！”致祝酒词的时候，新郎胜忠这样说。你看，这提倡的，还是节俭！

　　“希望你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好好施展才华，为叶家家史，为工作的民丰造纸厂企业史添上精彩一笔。”致证婚词的时候，证婚人这样说。你看，这期待的，还是奋斗！

　　这之后，我又参加了兴法儿子伟平的婚礼。

　　兴法是根土和阿二回黄岩之后生下的儿子。过去的这些年，他果然“发”了——农忙时在家种田，有空就出去开拖拉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每个月就有1000多元的收入。

　　2014年国庆节叶兴法儿子结婚的时候，兴法已经在村里盖起了三层楼的小洋房，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那一年，我已经86岁了，夫人担心我一个人腿脚不利索，特意提前一天陪我住在台州市区，第二天一早，又随我一起赶到凉棚岭。

　　这个时候，我俨然已经不只是叶家的亲戚，而是整个凉棚岭村的朋友了。

　　“徐老！这是叶家第几场啦！”还有人不停逗趣。

　　“百响炮”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我拿着相机跑前跑后为这对新人拍照。

　　兴法家的三层小楼下，停着一辆簇新的小汽车，那是伟平刚刚添置的。喜庆的大红地毯从门外一直铺到楼梯口，房间里，装饰一新的墙上挂满了彩带和气球。门前的晒谷场上临时搭起遮阳棚，里面摆起了十多桌酒席。

　　坐在正中的阿二看到了我，喜气洋洋地冲我招手，“解放同志，快来坐！”

　　“是不是怕我没给你孙子带礼物？”我边和她开玩笑，边招呼夫人把贺礼拿出来——还是一张全家福！那是前一年中秋节我来黄岩时候拍摄的。

　　看着叶家老小捧着照片乐，我忍不住又一次举起相机。

　　“咔嚓”，这满屏的笑脸写满了憧憬和梦想，不又是一个大写的“福”！

　　(四)传承

　　1989年中秋节，我是和兴友一家一起过的。当时，他们结婚整10年，在村里盖起了新楼房。

　　“徐伯伯，新屋造好了，还不够像样，可惜县城买不到毛主席和邓小平的画像，你们杭州是大城市，有的话，就帮我买两张，我要挂在这间新屋里。”那天，当我在宽敞、明亮的走廊里坐下时，兴友就兴奋地说开了，“你是知道的，我家三代全靠共产党，40年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如今是彻底变样了，我这个放牛娃总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

　　这一番真挚的言语，听得我红了眼眶。过去这40年，我见证着根土一家从无到有的发展，我知道，他们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爱是发自内心的。

　　当年回到凉棚岭后，根土当上了村里的贫协主席，1960年，他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一直对党一腔赤诚，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被错误批判，都未曾改变。

　　不仅如此，根土还对自己的子女管教甚严。我记得当时他规定叶家兄弟们要看方志敏的《清贫》，以及《红岩》、《雷锋日记》，还要求他们每天要看报纸，把主要大事记下来，每三天向他汇报一次。

　　“父亲时常告诫我们：凡是有利于村里的事，一定要去做；看到别人有困难，一定要热心帮助。”兴友一直对少年时的一个冬夜记忆犹新。

　　那天晚上，社员叶新标家里的一头猪半夜从栏内逃出，在田野里乱跑。根土听到声响，立刻把兴富兄弟俩从床上喊起来，“天气冷得很，可三个人为了捉住这头猪，都热得满头大汗。”兴富说，第二天天一亮，根土就让他把猪还给了主人。

　　1964年底，兴富参军了。那一天，黄岩县人武部一位热心人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兴富当天下午就可抵达某地新兵营。我立刻赶过去，果然在那里见到了穿上军装的兴富，“我一定会好好干！”他举起右手冲我敬礼。

　　在部队，兴富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交口称赞。他不仅守纪律肯吃苦，还在练兵场上一马当先，获特等炮手称号；凡脏活重活，义务劳动，他都抢着干，是学雷锋的积极分子。

　　“徐同志，我想入党。你说成吗？”第二年我又去部队看望兴富，他悄悄问我。

　　“当然能成！只要你努力。”这肺腑之言，叫人听了怎能不高兴！

　　1966年，兴富果然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无论是根土还是兴富、兴友，这都是他们人生的座右铭。不过，和他们相比，胜忠能够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让我惊喜。

　　在胜忠的婚礼上，有这样一幕让我感动至今。

　　那是胜忠在台上的一番致辞：“爷爷在1960年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爷爷在1974年临终时，还反复对全家人说，我们一家是靠共产党翻了身，要教育好子孙后代，永远跟共产党走。如今我们祖孙三代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党走是我们叶家代代相传的信念。只有跟党走，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他说话的时候，我坐在台下拼命拍手——我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他会想到说这样一番话。对新中国的感情，对共产党的感恩，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人，体会是不可能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深的。可去世那么多年的根土，却把这份最深沉的情感，一代代传了下来，这何尝不是他留下的又一份“传家宝”？

　　1996年5月的一天，胜忠告诉我，自己已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98年12月8日，党支部大会通过了胜忠的入党申请。这之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不仅带头细心钻研技术，每次都率先掌握新设备的操作要领，更是在每个月的生产考核中名列前茅。每个星期，他还抽出三个晚上进修大专学业，顺利拿到了文凭。

　　1999年夏天，我去兴富家做客，他得意地和我说，“胜忠进单位的党史资料室了！”原来，5月的一个晚上，民丰集团公司油车港草料场突发大火，胜忠和同事们一道坚守在草垛边，整夜没有合眼，出色地完成了防止明火复燃的任务。这一先进事迹让这个普通的技术工人在企业历史上留下印记。

　　(五)梦圆

　　70年，四代人。叶家后人在嘉兴和黄岩两地开枝展叶：兴富的儿子胜忠在国有企业上班，兴友的儿子呈剑在台州开了家海鲜餐厅，兴法的儿子伟平则经营五金生意，只有桂凤的儿子杨辉军，依旧还是个“农民”。

　　不过，他早就不是根土那样的农民啦。

　　茅畲乡是西瓜专业种植乡，2/3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种西瓜，这些年，辉军不仅掌握种植好西瓜的一技之长，还能敏锐地捕捉市场信息，走南闯北种大棚西瓜，算得上是新一代走出去的技能型农民。

　　和叶家交了一辈子朋友，如果说，我对他们有什么“要求”，那就是，希望自己看到他们家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2013年6月8日，我的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桂凤的大孙女、辉军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念生物工程学的女儿杨希晨，终于要毕业了！

　　早在一个月前，我就设法和希晨取得了联系，可她很低调，不想见报，一再叮嘱我不用大老远跑一趟。

　　我怎么可能错过这样的时刻！我一定要去。那天凌晨4点，我就起床出发了。

　　赶到学校的时候，操场上已经站满了穿着学士服的同学们。

　　“我是杭州来的，是浙江日报的记者。在浙江，我跟拍了叶家人60多年了，今天，我想亲手为第四代杨希晨拍一张毕业照。”顾不得多想，我走上主席台自我介绍。

　　“好好，我帮你叫。”院长让旁人用麦克风叫了起来：“哪位是杨希晨？请举手！”人群里一个女孩举起手来。

　　希晨上大学前，我几乎认识她的每一位班主任，每次去台州，都会记得去她的学校看看。如今她已经是个大学毕业生了，老师同学口中的她，依然出色。她是班上第一个党员，带动10名同学入了党；她是班上的团支书，为班里党团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因此获得学校的社会工作奖。毕业前，她顺利考上了本校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啦……

　　叶家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

　　2019年元宵节前夕，我和浙江日报的几个年轻记者去台州、嘉兴、黄岩，拍摄散在各处的叶家后代的生活。

　　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车窗外的农村、工厂气象一新。当年辗转难行的路，今天一路可达。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的农村山清水秀，丰足殷实，处处是新时代的气象。在我70年的记忆里，这是我看到的祖国最美好的画卷。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悦中，更增添了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在嘉兴逸和源养老院看望了叶兴富，在台州路桥见了叶兴友一家，在黄岩凉棚岭村与叶兴法一家热情握手，当然，更要去看看杨辉军。在嘉兴下了高铁，我坐上汽车直奔辉军在平湖郊区新承包的西瓜田。一片泥泞中，他正穿着雨衣雨鞋和妻子一道忙碌着。

　　“女儿都工作了，还不回家休息？”

　　“还干得动呢！再干几年！”

　　他笑着回答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一辆去年刚买的越野车被擦得锃亮。天是阴的，可在这片刚抽出新绿、露出生机的田野上，在这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农户身上，我却又一次看到了梦想和希望的光，那是属于根土的，属于根土一家的，更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

　　看到了吗？这就是根土和根土家的孩子，勤奋、踏实、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人生。

　　看到了！这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勇敢、坚毅、不屈，一步一个脚印，创造着属于中华民族的未来！